國與國爭

　　春秋時期，息國和鄭國發生了言語衝突，息國一怒之下，領兵攻打鄭國。

　　這兩個諸侯國雖然都很小；但息國的人力與物力比鄭國要少得多，軍力也要弱得多。戰爭自然以息國的失敗而告終。

　　《左傳》評論息國有五大罪過：「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

　　息侯的道德不及鄭莊公，這是「不度德」；息國的兵力不及鄭國，這是「不量力」；息國和鄭國同姓而交戰，這是「不親親」；言語上有衝突，卻不在言語上辯明是非曲直，這是「不徵辭」；犯了這些罪過卻不知反省，這是「不察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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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治國執政者，如果能用禮法上的謙讓精神來治理國家，使人人效法禮讓，使上下和睦，沒有悖亂的事情發生，如此以達至國治，又有什麼困難呢？假若不能躬行禮讓，躬身教化，卻專務禮法之虛文外表，空有其殼，毫無實質，不能發揮作用，要這種禮法做什麼呢？

　　禮為團體中的規範，國有紀律，家有家規。佛教中的叢林儀規、基督出世教士的三大戒律，無不皆是禮的運用與延伸，但禮最重實質，即內當有讓遜之心，外則有教人之儀。心誠克堅，勤修禮讓之道，在上者行此，必然上行下效，蔚成仁風。蓋宗教情趣的莊嚴肅穆，前賢與後學的相待以禮，皆足以影響社會風尚，成為禮儀之邦的中流砥柱，最值得加以闡揚與實踐。

　　《大學》云：「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蓋儒家重禮的實質，尤以辭讓謙遜的精神為要，故孟子道：「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故知禮不重虛文外表，而重精神實質。在上位者能如此，最易影響部屬，形成風氣，故管子的「五輔篇」說：「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少長貴賤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這是提倡禮讓的效果。

全真月刊1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