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版有一張小小的黑白照片，一寸半長，一寸寬，照片上的人我們很熟悉。雖然從未謀面，可是在一本介紹美國種族演進的書中，我們曾經提到過他。他叫勒姆爾·培尼，是美國軍隊的一名中校軍官。
今天，培尼中校成為我們這個縣主流報紙上的頭條新聞。報上還有一個通知：這個星期日，2004年7月11日，是發生在我們麥迪遜縣的培尼事件四十周年的紀念日。在我們家附近的一個教堂裡將舉行一個紀念音樂會。
我們似乎是期待已久，卻仍然感到十分驚訝。只有住在這裡，你才能感受到，這個事件，對這個縣的民眾是多麼沉重的一個歷史負擔。而今天麥迪遜縣對培尼軍官的紀念，見證著這個縣的民眾內心發生了多麼深刻的變化。
四十年前的現在，是美國歷史上氣氛緊張的一個夏日，緊張的根源就在幾個極端南方州。在培尼事件發生的九天前，美國的《民權法》在1964年生效。這個法案正式宣布結束了歷經八十年的種族分離。大家都明白，雖說這是聯邦法，可是它首先是針對幾個南方州的。全世界都熟知美國曾經有過種族隔離制度，其實在美國五十個州中，只有少數南方州實行過種族隔離。
在這漫長的八十年裡，南方本身也在往前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南方變化的當口，從要求教育質量的平等開始，黑人終於在聯邦最高法院取得一步步的勝利。一部分南方州相繼解除了種族分離。在這個過程中，最頑固的所謂南方深腹地：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馬州，都因此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民眾動蕩。
我們所居住的佐治亞州，也有過種族分離制度，在變革的關鍵時刻，卻並沒有出現像阿拉巴馬、密西西比那樣大的民眾動蕩，黑白學生的合校也在逐漸完成。其主要原因，是這個州的領導人明智地作出了順應歷史潮流的決定。本來，這個州也許就可以逐漸過渡，平穩越過這個歷史關頭了。可是培尼事件突然改變了佐治亞州的歷史。
任何一種立場，最怕的是極端分子。南方各州當時處於緊張狀態，主要是極少數KKK極端分子，如同今天的恐怖分子一般，你根本無法預期他們會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做出什麼事情來。正因為如此，很少的人就能夠造成大的恐怖，尤其感到恐怖的是黑人。
培尼軍官是個黑人，卻不是當地人。他的家是在首都華盛頓。翻開培尼軍官的履歷，那是一個非常傑出的美國公民。他是「二戰」老兵，也是一個教育家。從太平洋戰場回國以後，培尼軍官是華盛頓地區學校的助理主管，管著五個學校。他領導著童子軍，還是預備役的軍官。
1964年的這個夏天，他離開北方的家，去到南方的貝寧堡就是為了參加定期的預備役軍訓。軍訓在7月10日結束，他和兩名戰友聽說南方現在對黑人不那麼安全，就決定在夜間行車，希望在穿越南方的時候不引人注意。就在經過離我們家三十英裡的雅典市的時候，他們在佐治亞大學正門，那個著名的黑色鑄鐵小拱門前，略作停留。那是7月11日清晨三點，原來的駕車人實在困了，培尼軍官就上去把他換下來。他們還看了地圖，決定抄近路，順72號公路，再拐上了172號公路。
那個凌晨，空空蕩蕩的雅典市街頭慢慢駛過另一輛車，那是住在該市的三名KKK極端分子，他們晃在街頭，是自命有維持「秩序」的任務。約翰遜總統在九天前簽署了1964年《民權法》，這使得他們怒火中燒。這段時間，他們風聞北方的民權工作者要來南方開展活動，因此，當他們在雅典市看到一輛由黑人開的華盛頓車牌的車子，就認定這是「約翰遜（總統）的小子們」來了，決定要「教訓教訓」他們。
於是，三個白人駕車尾隨著三個駕車趕路的黑人，直到駛入夜霧彌漫的荒野中。172號公路是一條鄉村小路，清晨更是渺無人跡。三個KKK分子的車最後在逆向道超車，趕到駕車的培尼軍官左面。其中兩個人開槍，多發子彈射入車窗，駕車的培尼軍官當場被打死。
車中幸存的兩人被槍聲驚醒，一開始還以為是炸了輪胎。之後才發現自己身上都噴上了血，疾駛中的車子完全失控。他們好不容易接過車，剎在一座大橋邊，只差一點點，他們就衝進河裡去了。這條河叫做「寬河」，橋頭豎著我們居住的麥迪遜縣的界牌。車子剛剛卡入這個縣的邊界線。麥迪遜縣因此卷入一場旋渦。
一個聯邦黑人軍官在南方被無辜謀殺，又是在新的《民權法》通過僅僅九天的時候，被普遍認為是挑戰《民權法》的第一個案子，全國震動。大家心裡都明白，對於這樣一個有爭議的法律，紙上的條文是一回事，它真正是否有效，要經過執行的考驗。聯邦調查局派下了幾十個探員。當時的佐治亞州行政領導人也下令徹查，並向全國表示，發生這樣的事情，只是個別人的行為，我們州並不容忍謀殺。可是，事情的進展卻最終把整個麥迪遜縣，甚至把佐治亞州都籠罩在幾十年不散的陰影中。
這樣的案子，最有效的破案方式就是懸賞征集舉報。因為作案者是在社會底層，對於知情者來說，賞金是他們一生都無法夢想到的一筆巨款。在得到線索後，聯邦探員約談了為兩名謀殺者開車、卻沒有開槍的蘭奇，他最終講出了整個事情的經過，並且供出了兩名開槍者梅耶和西姆斯。蘭奇成了最重要的目擊證人。另外一個重要證人，是在雅典市開修車行的葛斯塔，他是兩名嫌犯的朋友，出事之後，他們親口告訴他，謀殺培尼軍官的案子是他們開的槍。
破案似乎很順利，因此，這個案子的刑事審判在案發一個多月就開審了。
按照規定，案子在案發地審判。這個默默無聞的南方小縣的縣城，突然因開審一個全國大案而一夜出名。離我們家只有三英裡的小鎮上，近百名記者從全國各地蜂擁而來，把小鎮中心最漂亮的一棟古老紅磚樓房，團團圍住。那棟建築物是縣法院。現在，法庭已經在幾年前搬離，紅樓還站在老地方，今天走進去，還可以看到原來法庭的布局依舊，陪審員的木椅子已經搖搖欲墜了。站在積著塵土的空曠大廳裡，真是很難想像，四十年前這間普通的屋子，曾經是全美國關注的中心。
看上去，這只是一個凶殺案，可是在當時，大家都明白，這是一個KKK的謀殺案件。也就是說，在當時的南方，大家預料，這會是一個特別的、「政治氣氛濃厚」的刑事審判。
法官斯凱爾頓是一個參加過「二戰」的軍官，還是一個前檢察官。是一個公認的「非常好、也非常傑出的紳士」。在開審前，在他寫的二十七頁對大陪審團的要求中，特地寫了要求陪審員放下偏見的條文：「本法庭保護進入法庭的所有公民的權利。不論他是窮是富，不論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不論他是黑人還是白人，是紅種人還是黃種人。」法官要求陪審員放棄一切偏見，「平靜地」權衡證據，作出判斷。
可是，在斯凱爾頓法官對大陪審團講話的時候，他也似乎是在向一個龐大的聽眾群演說，他表達了一些政治見解。甚至闡述了自己對新的《民權法》的反對意見，主要是在《民權法》中，為了保護弱勢群體，干預了業主歷來擁有的一些權利，這在有著悠久自由經濟傳統的美國，是特別引發爭議的。他認為這樣的立法，「將是葬送這個國家自由的一個開端」。斯凱爾頓法官對陪審員的講話很不尋常。似乎預示了，政治觀念、政治立場，始終無可避免地成為這場刑事審判的背景。
在今天，麥迪遜縣的後一代，已經無法想像，怎麼可能發生如此荒唐的謀殺。那天晚上相遇的那三個白人和三個黑人，他們非親非故，無冤無仇，謀殺也沒有任何金錢利益的動機。在今天，新一代的麥迪遜人，回頭去看，都說這是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謀殺。可是，被告的辯護律師赫德森是當地人，正如他在今天所說，這三個白人是KKK極端分子，在四十年前，「不僅他們的思維方式如此，還有很多人也是這樣的，雖然是錯的，至今仍然是錯的，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們就是這個樣子」。
開審是在1964年的8月，檢察官請出的第一輪證人是和培尼軍官同車的兩個預備役軍人。他們講述了那個恐怖夜晚的經歷，可是，事發時，他們兩人都還在睡夢之中，驚醒後全力試圖控制車子，在黑夜中能看到的也很有限，因此，從「目擊犯罪」的角度來說，證詞不能「扣住」罪犯。
檢方的主要證人是為槍手們開車的蘭奇。由於蘭奇也是涉案者，在開審之前，已經在監獄裡待了幾個星期。在開審前，蘭奇臨到上陣的最後關頭，突然拒絕出來作證。他宣稱自己在牢裡待了三十天，失眠、精神上受到侵擾，情緒低落到極點，因此現在他可能不負責任地作證和簽字，所以不能出庭。證人葛斯塔也采取了同樣的態度。
經過檢辯雙方的反復爭辯，最後蘭奇和葛斯塔在調查階段對聯邦探員的交代，還是被法官斯凱爾頓同意呈堂。在美國憲法中，規定被告有權面對自己的證人。證人要當場宣誓說實話。可是，依據佐治亞州當時的一條法律，法官有權決定，這樣的書面證詞是否可以呈堂。這條容許「未經誓言證詞」的法律，後來被判定是違憲而廢除，這是後話了。可是，法官斯凱爾頓也同意兩名被告：梅耶和西姆斯，在法庭上不接受雙方律師詢問，只發表一個自己和凶殺無關的聲明。大概是對第一個決定的平衡吧。
這樣，蘭奇和葛斯塔雖然沒有出庭作證，可是當時宣讀的他們的交代證言，是合法的證據。
在結辯的時候，州檢察官對陪審員們說，他認為蘭奇和葛斯塔對聯邦探員的交代，是壓倒性的證據。他稱被告是「冷血謀殺者」，他試圖喚起陪審員們對這個黑人的惻隱之心。檢察官告訴他們，培尼軍官和他們是一樣的人，也會感覺痛苦，也渴望生活。培尼軍官對自己生命的珍視，和被告一樣，和陪審員們一樣，也和檢察官一樣。「紳士們，請拿出勇氣，做一個正確的抉擇。」「讓我們向世界宣告，他們從佐治亞州的雅典市跑到我們縣裡來殺人，我們麥迪遜縣是反對的。向全世界宣告，這是錯的。」州檢察官提出要求判處被告死刑。
辯護律師赫德森的辯護焦點，是強調，他認為證人蘭奇的證詞是「被強迫提供的」，還指出心理醫生證明蘭奇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可是，另一名辯護律師達西，幾乎把辯護集中在挑起種族話題。他的結辯帶有極大的煽動性，甚至提到聯邦政府意圖陷害南方白人的謠言。他還對陪審員們說：「別讓人家說，我們麥迪遜縣的陪審團是在把電椅變成一個祭壇，用我們人類成員的新鮮純淨的肉體，去滿足那些憤怒暴徒們野蠻未開化的、充滿報復心的欲望。」甚至多次提醒：「你們是白人的陪審團。」
是的，十二名陪審員全部是當地的白人，如果放到今天，也就是我們的鄰居們。據說，他們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KKK成員或者是KKK的同情者。不到四個小時，陪審團就作出了「被告無罪」的裁決。
由於此案發生在1964年《民權法》生效後的第九天，所以雖然對謀殺罪的起訴失敗了，但有了這個法，聯邦政府就能夠以違反聯邦《民權法》的名義再次起訴。對雅典市這兩名嫌犯侵犯民權的再次起訴，是在案發將近兩年之後。
在1966年6月的這次聯邦審判中，還是借用了麥迪遜縣的同一個法院大樓，同樣還是當地的白人陪審員。這一次，梅耶和西姆斯，被定罪，分別判處十年的刑期。
在培尼案的謀殺罪審判中，證人拒絕作證，在當時是可以預料到的，當地白人民眾普遍有種族歧視觀念，證人必然會感受民眾的壓力。即使證據充分，陪審團作出「被告無罪」的裁決，也仍然是可以預料的。在陪審團開脫證據確鑿的謀殺罪的背後，是四十年前當地南方白人的一個很普遍的立場：他們不認為一個黑人的生命和一個白人的生命是等同的。這個立場是一種隱隱約約的觀念，平時他們不必作出聲明和表態張揚，他們甚至可能都沒有清楚地問過自己。
這個問題在日常生活中似乎並未出現，即使在四十年前，因極端反對種族平等而要出去殺人，還是極為罕見的事情。絕大多數的南方白人民眾勤勤懇懇勞動，他們是善良的，也是守法的。他們有種族偏見，看不起黑人，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要去謀殺。相反，南方以治安良好出名，一向標榜「法律和秩序」。此案的兩名凶手都是有些問題的人，其中的西姆斯，甚至在等候《民權法》審判的時候，就因開槍打傷自己的妻子，已經坐在牢裡了。
可是四十年前的那個夏天，這樁謀殺案尖銳地把問題挑開了：白人殺了黑人，你同意依法判處白人死刑嗎？假如同樣的證據證明是黑人殺了白人，你還會裁定被告無罪嗎？法庭上的十二名陪審員是隨機抽樣而來的普通麥迪遜公民，他們被看作是麥迪遜縣的、佐治亞州的甚至是南方這幾個州的白人民眾的像征。於是平時只是隱隱約約存在的這種對生命價值的不平等看待，這種對大多數人來說，幾乎是一個個人隱私式的觀念，終於在1964年的夏天，被毫無遮攔地公之於世。
沒有一個人、一個地區，是願意輕鬆面對自己的惡行、面對自己鑄成的不可挽救的大錯的。時間越久，事實就越清楚：培尼中校被殺，正義卻沒有伸張，責任在麥迪遜所有的人身上。四十年來，背負這個歷史重負，感受最沉重的，也就是這個麥迪遜縣。在一本本歷史書中，都清清楚楚地記載著，在1964年夏天，是麥迪遜縣的陪審團，在法庭上判定殺人的被告無罪。
隨著時間流逝，老一代的麥迪遜人不願意提起培尼案，新一代的人在漸漸忘記。美國歷來非常注重在歷史遺址立一塊小小的紀念牌的。可是，在麥迪遜縣的培尼遇難地，卻什麼都沒有。
我們幾次在開車經過寬河大橋的時候，不由自主談到培尼中校被殺案，我們問自己：「為什麼這兒還沒有豎起一塊培尼中校遇難地的紀念牌？」我們也這樣回答自己：「也許，麥迪遜縣還沒有等到卸下歷史負擔的那一天。」
《掃起落葉好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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