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書諫言

 

　　上書國君陳述事理，從戰國就開始了，及至兩漢，這種風習的流衍就更加廣泛。

　　它的原本體制限度是：

　　指責人君的是非得失，就類別說，則屬於諫諍；

　　揭發群臣的優劣、成敗，則屬於訴訟一類；

　　陳述國寥施政的利害，則屬對策的一伙；

　　話中夾帶著私情的政策利益，則屬於遊說的徒輩。

　　總結以上四種方術，不外出賣忠誠以求得爵位，鬻售政論來干求俸祿。卻有的得不到絲毫的利益，反而遭到誤解的困擾；有的很幸運，感動人主使之領悟，為國君採納任用。一開始上任，就獲得非常豐厚的賞賜，可是到最後卻難免不測的殺戮，像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主父偃等就非常多。

　　優秀史官的記載，僅取其中合於進取於善道與守節無為的耿介之士，議論政治的得失罷了，並不是一般士農君子遵守法度的作為。當今所看到的那些懷才抱德高潔之士，全都恥於去做。守候在宮庭門外，獻書論政，放言策計，大多都是空文無識，卻誇大自己的見解超出世人之上，其實並不具有治國的大則大法，都是一些瑣碎無價值的細微小事，十條當中，沒有一條是值得採用的。

　　縱然是合於當世的要務，也已失去先覺的時機，這不是說朝中的大臣不知道，只是憂慮著知道而不能實行罷了。有的被揭發出姦邪私心，面對著人證物證，事情的倫次變化無定，反怕招惹禍端；人主為了維護外面的聲威教化，有時也會加以包容，這些意外獲得倖進的徒輩，是不能和他們同朝共事的。

　　負責諫諍的大臣，在於匡正人君的過失，所以一定要站在說話的地位，善盡匡正贊助的規勸職責，不容許苟且避免，只顧眼前的安樂，低頭故不見，塞耳裝不聞；至於服事國君，應各有司職，不可侵官，不可超越自己的職位，假如干涉非己職司以內的事務，這就是罪人了。

　　所以《禮記．表記》說：「事奉國君，本無言責，遠而強諫，就是諂媚；本有言責，近君而不諫，就是受祿而不盡職責。」《論語》說：「尚未取得信任就去勸諫，別人還以為是在毀謗自己呢？」

顏氏家訓—省事第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