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成鉅富，三散家財

　　陶朱公這個名字，大家聽起來可能比較陌生，但若是提起了范蠡，想很少人不曉得的。

　　他是春秋時的楚國人，助越王勾踐打敗了吳國，由於范蠡功勞很大而被封為「上將軍」。

　　但他淡於名利，上書求隱，約了幾位好友，帶領兒子，乘上了船，經南海折入東海，到達了齊國的邊境，捨舟登陸，從此隱姓埋名，自稱「鴟夷子皮」，在海邊耕作度日。

　　他一方面務農，一方面經商。因為他是一位智足多謀的人，經遇了幾年的辛苦經營，存積了很多財產。眼看當時齊國的地方很窮，人民生活很困苦，心有不忍，就把多年辛苦賺來的錢財散發給貧民。

　　凡是無錢買米，無法購買農具或是穀種的人，衹要跑到他那裡，總是有求必應，而很滿意的回家，沒有一個落空的。於是這位陌生而姓名古怪的大好人，聲譽傳遍了齊國的每一角落。

　　這時齊王聽說在他國度裡有這種德行的大善人，想請他去做宰相，便派了使者專程來聘請他。

　　范氏見兩位衣冠整齊之使者很是詫異，使者立刻告示其來意，他嘆息道：「我在家治產，曾力致千金；至於做官，曾貴至卿相；我不過是位平平凡凡的布衣百姓，富貴到這種地步，可算已經達到極點，現在我想從另一方面，替大眾服務，不願再置身於富貴圈裡了。」

　　他宛轉地辭了使者，並把自己的產業，全部分給了貧民，自己又雇了一隻小船和他的家人及朋友離開了齊國。

　　他沿途遊山玩水，最後選擇了一商業中心陶邑住了下來。陶邑是南北交通之要道，最適合經商，於是又自稱為「陶朱公」，利用耕農之暇，販賣物品，由於善於經商又重信用，大商大賈很樂意跟他做生意。

　　不到幾年的時間，他又積聚了巨大的財富。他這時覺得他的財富太多了，便致力於慈善事業，凡是有關於賑災，慈幼，養老，恤貧等慈善福利事業，他很樂意拿出錢來舉辦。

　　社會上有很多自私自利的小人，看見他這樣不惜金錢，仗義疏財，大家都認為他是一位傻子。其中有一位商人就跑去問他說：「喂陶朱公！你老人家為什麼不把這些財產留給自己的兒孫享用，而花了這樣多錢去做這些慈善工作，豈不傻瓜。」

　　陶朱公聽了，不屑的冷冷答道：「我的兒孫們都能夠獨立生活，如果我把錢都給了他們，他們就不想去替社會服務了，這樣不是替他們造了罪孽嗎？我不願做個守財奴。」

　　那個商人聽了，自認自己理屈，羞得滿面通紅，很不好意思地悄悄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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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所貴者，蓋貴於「生」，而生命之所以寶貴，即因它是道的體現。「道」與「生」相守；「生」與「道」相保。故道教之特點為：「重人貴生」，希望人人皆能過著幸福美滿之生活，因此，道教對世人追求財富之願望是予以肯定的。

　　世人為生活的需要創造財富，乃是「盡天之道」的正當追求，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故道教教規強調不能取非義之財，不得盜他物以自供給，不得欺孤貧，奪人財物，因為「取非義之財者，譬如漏脯救饑，鴆酒止渴，非不暫飽，死亦及之。」故道教告誡信眾：非我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初真十戒》第七戒有云：「不得貪求無厭，積財不散，當行節儉，惠恤貧窮。」意即是說，在求財過程中：一是對財富之追求要適可而止，莫可貪得無厭；二是即使富裕了，仍要遵行崇儉抑奢之生活信條；三是要扶危濟困，不能為富不仁。因為就道教而言，財富的終極歸宿乃是社會慈善公益事業。

　　《太平經》又云：「財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養人也。」須知世上有為財，水火盜賊俱可奪，因為錢財是眾矢之的，強者會強行掠奪，卑者會悄悄偷走，損耗鬼等鬼神會伺機損壞，故天下財富共有，若固執私心而滯於一隅，不知上供下施，則財富對自、他都沒有利益也。

　　昔時釋迦牟尼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一婆羅門來詣佛所，問佛言：「世尊，俗人當行幾法，得今生安樂？來世安樂？」

　　佛告婆羅門：「有四法，俗人在家得今生安樂。何等為四？謂方便具足、守護具足、善知識具足、正命具足。又俗人在家有四法，能令來世安樂。何等為四？謂信具足、戒具足、施具足、慧具足。」

　　今生安樂之「方便具足」，即是指善男子應從事種種工巧業處來維持生活，不論是務農、從事商賈，或為官，或以書疏算畫，都要於彼彼工巧業處努力工作，即是方便具足。

　　來世安樂之「施具足」，即是指善男子應遠離慳垢心，故在於居家要眾善奉行，樂修行捨，等心行施，是名施具足。

　　由此可見佛、道二家之基本精神實乃相通，而在歷史上實踐此精神最有名者即是范蠡，范蠡在致富之後，不禁喟然而歎：「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於是歸還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如此三散家財，三成鉅富，即是最佳之典範也。

虛原雜誌199期-道教的財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