蝸角虛名，蠅頭微利，算來著甚乾忙。事皆前定，誰弱又誰強。且趁閒身未老，須放我、些子疏狂。百年裡，渾教是醉，三萬六千場。
思量。能幾許，憂愁風雨，一半相妨。又何須抵死。説短論長。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幕高張。江南好，千鍾美酒，一曲滿庭芳。
<滿庭芳>
在《莊子．則陽》裡曾經敘說過一個故事：曾經有一隻蝸牛，個頭雖小，身上卻背負了兩個國家。一個國家在蝸牛的左觸角上，叫觸氏帝國；一個國家在蝸牛的右觸角上，叫蠻氏帝國。
兩個國家在蝸牛身上經常為爭奪土地發生戰爭，戰況十分慘烈，常常伏屍數萬，勝利者追亡逐北達五日之久……。
蝸角上兩個一毫米、一微米的空間都意義重大，每一場戰役、每一次戰鬥都是「世界」歷史的關鍵轉捩點。可是「只緣身在此山中」，人很難跳出置身其中的繁華世界去發現它的局促和狹小。這正是莊子所說的「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
一個人一旦參悟到莊子的「小大之辯」，明白了再輝煌的成就都不過是海市蜃樓，他就不會再汲汲於名利。可是人還有一個本能，就是為一切既存的事實辯護，沒人願意主動戳破華麗的偽裝，哪怕明知道它是虛假的。
人們寧願自欺欺人地隨波逐流，也不會選擇直接面對赤裸裸的真相，除非受到了某種刺激。
東坡所受到的刺激來自於「烏臺詩案」和其後的黃州之行，死裡逃生之後，他開始深思人生的意義。以前只是當做思維遊戲和詩詞素材的老莊學說，此時成了剖破幻象、直抵生命核心的利刃。
東坡在《答李端叔書》中說：「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為應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對他來說，讀書、作文、應舉、做官、進諫都是再自然不過的人生必修課。他人如此，東坡亦如此，東坡做得還比他人更好，他從不會反思做這些事情有什麼不對勁。直到以言獲罪之後，他才第一次認真重新考量以往的人生歷程。
不知不覺地，東坡產生了「改過自新」的想法。皇帝把他貶到黃州的聖旨中本有要求：「黜置方州，以勵風俗，往服寬典，勿忘自新」，是讓他體會皇恩的寬大，自新以報。但東坡的自新與其說是為了報答皇恩，不如說是命運無常給他上了刻骨銘心的一課。
在獄中，魂魄都被嚇得離竅而去，為了得到心靈的真正安寧，東坡轉向了佛教，他在《安國寺記》中寫道：
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卻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以得罪者也。
他反省過去一切的「舉意動作」皆不中道，未知今是已悟昨非
於是喟然嘆曰：「道不足以禦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
為了從氣到習、由本至末徹底改過自新，他決心皈依佛家，一洗前塵，虔誠修行。
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裡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
他似乎真的在佛法中尋覓到了清靜。物我相忘、身心皆空。
東坡接受了命定論，所以說「事皆前定」，今生的掙扎幻想、營營役役全是徒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一種樸素的達觀精神，不一定會導向犬儒般的消極待命。
孔子就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子知富貴不可求，故終生從其所好，傳道授業、周遊列國。東坡知「事皆前定」，故決心趁閒身未老，放自己一些疏狂。詩酒趁年華，百年醉過，不過三萬六千場。
但細心讀這首詞，就會發現其實東坡並未「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在貌似達觀知命的述懷中，始終潛流著一股抑鬱不平之氣。若已看破紅塵，又何必埋怨「憂愁風雨」的相妨？「幸對清風皓月，苔茵展、雲幕高張」，一個「幸」字露了底。清風皓月、雲幕高張是幸，那必然還有東坡盡力逃避的「不幸」。天工造化的美景只是被他當成了避難所，在這裡，他可以不理會世間俗務。但帶著逃避的心態而來，就意味著他只打算短暫借居，並沒有做好安家的準備。
東坡叨念山水、田園從未停口，從初離家鄉到宦遊各地，再到貶居黃州，若輕信他的話，也許會認為東坡早該退隱不問世事了。但他一直沒有離開紛紛擾擾的塵世，即使在黃州，他也曾上書太守，力廢本地的殺嬰陋俗。眼睛不離閒山逸水，心中惦記的卻總是人間冷暖。
求解脫，難解脫。黃州鮮有親朋，文酒之歡難得，幸有江南好風、美酒千鐘。一曲《滿庭芳》助興，自吟、自斟、自樂。正如他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中所言：
清詩獨吟還自和，白酒已盡誰能借。
不辭青春忽忽過，但恐歡意年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