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屁工作

 　　你是否有一份暗地裏覺得是毫無意義的工作？如果是這樣，你就有了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DavidGraeber)所說的「狗屁工作」(bullshitjob)。格雷伯是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也是早期「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領導者。他最近寫了一本新書，名叫《狗屁工作論》(BullshitJobs:ATheory)。他認為，世界上有數百萬人——文員、行政人員、顧問、電話推銷員、公司律師、客服，還有許多其他的人——都在毫無意義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勞作，並且他們也心知肚明。

　　什麼樣的工作是「狗屁工作」？

　　「狗屁工作」是一種毫無意義，甚至是有害的工作，即使是做這份工作的人暗地裏也會覺得它不應該存在。當然，你不得不去「假裝」（這就是它的狗屁之處所在）它有存在的理由。但私底下，你其實認為如果這份工作不存在，世界要麼一如往常運轉，要麼會變得更好。

　　比如說，公司律師。其實大多數公司的律師私下都認為，如果不再有公司律師，世界可能變得更好。公關顧問、電話銷售員、產品經理和不計其數的行政人員也是如此。人們花錢雇他們坐着，接電話，假裝自己有用。

　　事實上，在我們的社會中，工作越有用，他們付給你的報酬就越低。然而，「狗屁工作」通常都很受尊重，待遇也很好，但是完全沒有意義，而且做這些工作的人也知道這一點。但是我們如果突然解僱老師、垃圾處理者、建築工人……那就真的是件大事了。我們一定會注意到他們的失蹤。但是如果「狗屁工作」消失的話，我們的生活不會變得更糟。

　　你在這本書的開頭區分了「狗屁工作」和「糟糕的工作」(shitjobs)，它們之間有什麼區別？

　　是的，人們經常會把它們弄混。當你說到狗屁工作的時候，他們只會認為是不好的、吃力的、條件糟糕的、沒有福利的工作等等。但事實上，諷刺的是，這些工作並不是狗屁工作。你要知道，如果你有一份糟糕的工作，那麼你很有可能實際上是在為這個世界做好事。事實上，你的工作對別人越有益，他們給你的報酬就越少，這份工作就越「糟糕」。所以，你幾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shitjobs)看成是狗屁工作(bullshitjobs)的反面。

　　一方面，有些工作雖然糟糕，但實際上可能非常有用。如果你正在打掃廁所，廁所確實需要打掃，所以至少你是有尊嚴地知道你正在做的事情對其他人有好處——即使你賺的不多；另一方面，有些工作雖然很體面，並且有豐厚的報酬，良好的福利，但是你其實心裏明了你的工作是完全沒用的。

　　你在書中談及了不同類型的狗屁工作，它們分別是「走狗型（或奴才型）」(flunkies),「打手型」(goons)，「膠布型」(duct-tapers)，「打勾型」(box-tickers)，和「包工頭型」(task-makers)，能具體說一下麼？

　　我收集了幾百份來自狗屁工作者的證詞。我問他們，「你做過的做無意義的工作是什麼？你的動力是什麼？你老闆知道嗎？……」我收集到了一些信息，然後對他們做了一些採訪，跟進一些細節。然後，這些狗屁工作逐漸分成了五個類別。

　　首先，「走狗型」，這是不言而喻的，他們的存在只是為了體現出他們上司的重要性，或者讓他們的上級臉上有光。接待專員、行政助理、看門人都屬於這一類。我在書中描述了一位接待員，她每天只接到一個電話。為什麼老闆不去接那個電話呢？因為如果你走進一間辦公室，發現沒有接待員，那麼它就不像是一個真正的公司。由於高管的聲望越來越多地以為高管工作的人數來衡量，因此他們通常會僱傭那些無所事事的人。

　　「打手」們是指電話銷售員、公司律師、公關、傳銷員、遊說者等。他們會積極替僱主出面，但他們之所以存在，僅僅是因為其他公司也存在這種職位。比如，你不需要一個公司律師，除非其他的公司也有律師；另外一個例子是電話推銷員，你需要他們僅僅是因為你的競爭對手有他們。我在書中舉了一個牛津大學的公關人員的例子，他們的任務就只是讓公眾相信牛津是一所好大學。很多做這類工作的人和我說，「我們的工作是荒謬的，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大多數的公司律師似乎都有這種感覺。

　　我還收到了一個在特效公司工作的人的郵件，他說他95%的工作是讓名人在鏡頭前變得更美：美白他們的牙齒，讓他們的皮膚看起來更完美，讓他們的身材更苗條，同時，讓觀眾對自己的身體變得越來越沒有自信。他覺得自己很像一個「打手」，因為他的工作的本質就是在心理層面攻擊人們，讓人們感覺不好。

　　「膠布」們被雇來去修補一些缺陷和漏洞，但是這些漏洞完全是因為老闆的懶惰或者不稱職。比如，有一位在航空公司服務台工作的女士，她的職責就是在行李沒有及時到達時去安撫憤怒的乘客。他們的存在是為了去解決那些原本就不應該存在的問題。

　　第四類，「打勾型」，就類似於在紙上打個勾，假裝自己在做一些事情，比如一些企業的「慈善部門」和「社會責任部門」，它們根本沒在做慈善，也沒在承擔社會責任。他們通常使用書面文件或者嚴肅的報告來暗示某些事情正在發生，但實際上事情並沒有發生。比如，有一個從事諮詢的人和我說：

　　「我為全球製藥公司的市場營銷部門做數字諮詢，我經常與全球公關機構合作，並撰寫一些題為《如何提高關鍵數字醫療股東的參與度》的報告。報告里是完全的、純粹的廢話，僅僅就是做給市場部門完成任務的。最近，別人付給我一萬兩千英鎊，讓我給製藥公司的客戶寫一份兩頁的報告，並要在一次全球戰略會議上發表。但是，這份報告最終並沒有被使用，因為會議根本就沒能進行到那個議程。」

　　另外，在學術界，我們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來評估、監控、描述和提議，而不去做一些現實的東西。「打勾」就是一種替代實際工作的儀式。

　　最後，「包工頭」們要麼讓別人做不必要的工作，要麼監督那些不需要監督的人。公司的中層管理者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有一些中層管理員會直截了當地和我說，「我心裏清楚那些人根本不需要我來監督。」即使沒有了這些中層管理者，辦公室也能照常運轉。

　　Graeber指出，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真正有對社會做出貢獻的人，比如護士、清潔工、幼兒教師、社工等這些「關懷工作者(caringclass)」，卻得不到應有的回報。美國經濟學家BenjaminB.Lockwood、CharlesG.Nathanson和E.GlenWeyl研究了不同職業的社會成本與效益，得出結論：對社會最有價值的職業是醫學研究員（每支付他們1美元薪水，他們就能創造9美元的價值）；對社會最沒價值的是金融職員（每支付他們1美元薪水，他們就扣除社會1.8美元的價值）。學者們警示，當社會無法按真正價值分配社會財富，經濟增長會停滯。

　　書中羅列了無數白領階層的來信，控訴被迫從事的狗屁工作讓人沒有時間追求真正有意義的人生，並且陷入自我懷疑。華爾街的律師爆料沒日沒夜地為富人逃稅起草法律文件還要不斷欺騙自己做著造福世界的工作；好萊塢編劇受不了多余的官僚審稿程序而辭職；跨國企業的前台小姐每天為了總裁去公司對面一幢樓開會，填寫沒完沒了的申請表格；紐約廣告制片人每天制造完全沒人看的廣告，並且炮制瀏覽數據欺騙客戶；硅谷的程序員受不了無聊地修理低級代碼而辭職成了作曲家；做企業傳播工作而得了重度抑郁症的年輕人辭職靈修……書中還有案例讓人大跌眼鏡，西班牙《世界報》爆料一個六年都沒出現在辦公室的公務員在家潛心研究斯賓諾莎，還成了著名的哲學專家。

　　Graeber引用心理學研究證明，人自從嬰兒時期起就形成了只有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才會有滿足感，而在他人的使喚下做不情願的事情只會讓人被無止境的抑郁吞噬。對於發達國家從小就被鼓勵未來成為改變世界的中堅力量的年輕人來說，現實工作的空虛與校園時期的理想形成強烈反差，這種精神創傷是巨大的。

　　令人困擾的問題是，我們無休止的工作與加班，真的給世界帶來了什麼有價值的貢獻嗎？在「越努力，越幸運」的時代宣言裏，人們只是假裝自己的瞎忙窮忙是有意義。

　　要解決這問題，社會應從財富取向變成價值取向，這才能真正擺脫奴役的生活，轉而邁入追尋精神價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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