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人天相

　　宋朝時有一縣令，名叫黃琮，他平時虔敬信奉神明，為人正直威嚴，不畏強權。既不接受下級之納禮，也不會向長官阿諛行賄，那些貪婪的大臣們，早就對他恨得咬牙切齒。


　　當時道教盛行，有不少道高德紹的道士，為百姓做法事消災解厄，廣受人們的歡迎與接待，許多人亦因而歡喜佈施。當時的福州太守黃冕仲，聽到這些傳聞，便心生妒忌與惡念。於是他下令轄下十二個縣的縣令，藉機徵收道士的賦稅，以經濟勒索的手段，實行政治上的打壓。福州有十一個縣都執行了黃冕仲太守的命令，向道士們徵收了幾百萬的銀兩，唯獨黃琮卻不予執行。


　　黃琮認為，道家信徒，宣善求真，倡導德行，有益於社會和人心，不應該在經濟上搜刮、打壓他們。再者，朝廷也沒有在頒布過徵收道士的法令，不可任意行事，於是硬堅持不辦。然而太守還是急催，黃琮就把自己數個月的薪俸拿出來，作為徵數道士稅款的抵付，繳納給太守。太守收下了錢款，心中雖然不滿，但是，也拿黃琮沒有辦法，因為黃琮的所作所為，都合於理法，所以只好暗恨於心。


　　後來，報復的機會來了。朝廷要派一個廉訪使，到各地去明察暗訪，考察吏們的政績。廉訪使和黃太守都是貪贓枉法之徒，於是串通好要對黃琮不利。待廉訪使在福州察訪完畢，回京後，只要見到朝中官員，皆大道黃琮的壞話。


　　有一天，廉訪使進宮陪侍皇上，宋徽宗突然問他：『你去福州視察，知道福州下屬的十二個縣裏，誰是賢德的縣令嗎？』廉訪使沒料到皇上會問這樣的問題，嚇得驚慌失措，腦子裏一片空白，不知如何回答才好。皇上再次追問，他只想起了一個人名：黃琮，便連聲稱說：『黃琮賢德！黃琮賢德！』


　　就這樣，皇上當天便下達聖旨：提升黃琮為漳州通判！


　　不久，朝廷官員們也知道了這事，互相議論說：『黃琮真是吉人天相，轉禍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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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起於善，福雖未至，禍自遠矣。心起於惡，禍雖未至，福自遠矣。


　　在《太上感應篇》提及「逞志作威」，古來有名言：「一朝少年若得志，必多作威作福、行徑乖舛」，而本文之意，乃泛指普遍眾生，一旦諸事得意，便將淪為「功、利」，眼光必將短視，若是擔任要務乃無法謀社會福祉。這樣的一個人，無論是身居在官場或是商界中，乃至於寄居在各行各業當中，俱皆有其權勢、地位之爭鬥；然而小人者，一朝得志，終非百姓之福，小人一切權勢在握時，必將逞其私慾，謀其私利，置萬民於水火之中而不聞不問。


　　君子者，必定「乘志籌福」，一位仁人君子秉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無我精神，一旦身擁權位勢利時，必然能夠乘此權柄，處處設身處地的替百姓著想，能用心審視觀察人民所缺乏的各項設施，從中予以有規範、有條理、有計劃性的建設萬民福祉，使一切人民都能感受到並且獲得公平的待遇，因為君子深知照護在同一片土地上同胞們，是自己的責任與義務，因此君子營商乃能圖謀南北同胞之民生，使之南北互利，令貨暢南北各蒙其益處，創造多方贏家，而不僅只是積利於己，乃要使各界皆蒙受其中所帶來的利益，使各界都能蒙受其中的實際優惠，此為君子營商之德澤也。


　　君子從政，必秉以公心、公正，時時用心去關照百姓，對於公眾建設皆能視其各方實際需要進行建設，而非自己覺得如何便如何，類似這種未能設身處地的替民眾著想，自作主張，甚至產生擾民情形，乃非君子所願見到的，因此君子於政皆能「慎重」而「不悖於天理」，於是能深得民心，仁人君子能「乘勢造福積善」，為自己、為人群不斷耕耘籌備未來厚福，無論心靈，無論行儀，皆使保持於「正直」當中。


　　君子之德在於益眾，時時力求貢獻一己能力，但圖人們皆能大獲其益處，能大幅提昇萬民之生計，而非積私利，陷人民於匱乏，故小人禍民害己；君子澤利群生以養道，則其陰騭、福德日深且厚，雖曰：「謀民之福」，實亦同步造福自身於萬世千秋也。



摘錄自寶德雜誌第88期